《紅樓夢》的悲劇美學特征

　　中國古代文學中，有無真正的悲劇，一直以來學者們爭論未休。對悲劇的定義及性質，諸家見解各異�；蛴袑W者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具有悲劇因素，如人物遭際悲慘、情節曲折變幻，均彰顯出西方經典悲劇之形態與審美內涵。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更注重命運轉折、生命起伏，強調命運觀念與道德意識，并非嚴格的悲劇情節。

　　王國維是中國美學史上最早提出“悲劇”概念者，其以悲劇理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填補了國內悲劇研究的空白。一九〇四年，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發表，迄今已有整整一百二十年。此篇論文率先以西方美學理論系統剖析《紅樓夢》，以西方哲學理論觀照中國文學，幾近乃中國本土悲劇思想之草創，是西學東漸的重要嘗試。本文旨在審視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所述悲劇解讀，探究其對中國文學研究之重大意義，冀為中國文學領域探索提供新視角與啟示，為《紅樓夢》之理解闡釋帶來新思路與觀點。

　　一、悲劇之理——他山之石

　　西方的悲劇理論發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Poetics)中寫道，“悲劇的特點是嚴肅性，涉及一個經歷命運逆轉(Peripeteia)的偉大人物。”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給出了古希臘語“悲劇”(τραγῳδία) 一詞以下定義：

　　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為的模仿;它的媒介是寓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始終;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表達，而不是采用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

　　根據亞里士多德，悲劇中的角色命運通常需要經歷某種意義上的“逆轉”，這種命運的逆轉必須由悲劇英雄的“罪過”(hamartia)引起，(該詞的希臘詞源可以追溯到hamartanein，一個指代射手或投擲長矛未命中目標的體育術語)這種逆轉是英雄行動的不可避免但意外的結果，“不是由于‘普遍的’邪惡或墮落引起的，而是由于某種‘特定的’錯誤或脆弱引起的。”此外，悲劇英雄可能會對人類命運、命運和神的意志有所領悟或認識(anagnorisis)。亞里士多德將這種認識稱為“從無知到對愛或恨的認識的轉變”，而觀眾也通過對劇中人物苦難的情感體驗，達到受眾層面上的“凈化”或“愈合”。

　　與亞里士多德所述“悲劇通過憐憫和恐懼實現觀眾情感的凈化”相比，叔本華的悲劇觀更側重于“人類的悲劇命運”，認為悲劇賦予人生命活力，而非單純憐憫與恐懼。王國維的悲劇理論深受叔本華悲劇思想的影響。

　　“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的本質是意志。”這是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喊出的驚人之語。其形而上學建立于兩大概念上：表象與意志，前者為直觀客體，后者則決定世界本質。叔本華解釋道：“一切表象都有著共同的本質，這就是意志;意志是自在之物，它的客體化就是表象，即現象世界的萬事萬物。”叔本華的形而上學根基于兩個核心概念：首先，表象和意志雖然共同構成世界，但意志是第一性的，表象不過是意志的客觀表現;其次，意志表現為永不滿足的欲望。因此，世界本質乃是無法滿足的欲望，永恒不變。若無法滿足的欲望為痛苦，則世界本質即為痛苦。人類永欲滿足自身之欲望，但其努力僅是加劇了意志的表現，此即為叔本華所謂世界上最悲哀之事。

　　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將其引向虛無主義之途。王國維是首位將叔本華的哲學觀點與《紅樓夢》相聯系，或可謂通過叔本華的唯意志論視角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其亦為首位以哲學與美學雙重理論基礎解讀《紅樓夢》的學者。

　　二、悲劇之始——心之所欲

　　王國維以叔本華的唯意志論為基石，提出“欲望、生活、痛苦”三者合一說，論述悲劇之根源乃源于生活中欲望分化所致之矛盾。在《紅樓夢評論》中，他闡述道：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十百;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發乎情，民之性也。”人之初，性本追欲，乃天生之本能。眾生追逐各自所欲，然欲望相爭，立場相左，因而衍生出種種矛盾與沖突，終致成為令人扼腕嘆息之悲劇。在《紅樓夢》中，此理得以深刻展現。黛玉雖不圖名利，然對情感之真摯追求，實乃欲望之一種，尤其在對寶玉的愛情上，幾可謂神經過敏。此種欲望，與名利相較，實并不顯遜色。比之則寶釵，出自皇商之家，固有功利之心，然所求非止于虛名與物質享受，乃在于自我價值之肯定與實現。其以通達之姿態面對世俗，欲得己身之安頓與成就。

　　愛情的幻境、功利的幻境，同時存在于大觀園中�！蹲髠鳌酚性疲�“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欲望之肇始，預示著悲劇之結局，對世態之冷然或矢志，對生活之超然或迷戀，追名利或求解放，行徑雖異，歸宿同一。如是觀之，其悲劇命運，非足為奇。悲劇生自人之自然行為與性情，其本質所決，必然而然。也就契合了叔本華的論述：

　　意志是一種盲目的、永無止境的沖動，大自然的內在本質就是不斷地追求、掙扎，無目的、無休止地追求掙扎，而這同時也是人的全部本質。

　　《紅樓夢》之悲劇最顯著的特征，莫過于幾乎每位人物之結局，皆逆乎所愿。襲人輕視戲子，竟歸戲子;晴雯憧憬清白，卻負失身之名;迎春求安卻嫁不安者;寶釵欲以良姻助家，而夫終落貧乞。寶玉棄塵世珍寶，“世人求長生，我求歸故人”，但卻“燈碎夢醒，終不得故人歸”……以上種種，皆求而不得也。其中病理，無外乎一個“欲”字。我尚專求我所求，即便舍棄頗多，亦未離“求”之境也。倘或事事不如意，心境愈加不佳，對所追求之事愈發執著，失意之跌落則愈加深重。世人多“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終歸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三、悲劇之解——我即是解

　　王國維稱：“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在《紅樓夢》中，這一觀點得到了具體闡釋：個體所經歷的種種痛苦與苦難，實質上源自于個體自身。每人皆囿于己志，為之所困。此痛苦之根源，在于人類對欲望的不斷追求，及由此引發的不幸和苦難�！都t樓夢》一書，王國維稱，“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既然人生與痛苦不可分割，那么擺脫此苦的唯一方式是否只在于自殺?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的第四部分中，叔本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通過禁欲主義以尋求出路：

　　人的最高目的是以禁欲為起點，爾后忘我，最后忘掉一切，進入到空幻境界，這樣才能超脫生存意志及其一切煩惱。

　　叔本華所提出的方法論偏向于宗教禁欲生活，主張真正的解脫在于消滅意志，即戒除欲念，最終絕食而終。與此相對比，王國維的解脫觀則主張通過體驗希望與失望的反復循環，以達到認清人生真相的目的，即佛教所稱的“出世”。王國維的解脫觀可分為兩類：一是通過觀察他人的苦難而覺悟，二是通過自身的苦難而覺醒。其中，惜春和紫鵑屬于前者，而寶玉則屬于后者。他在《紅樓夢評論》中有如下論述：

　　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后者美術的也。

　　在此基礎上，王國維進一步指出，解脫的意義應當超越個體生命的范疇，而涉及整個人類集體的超越精神。在《紅樓夢》中，主人公賈寶玉的解脫被王國維視為人類解脫普遍意義上的方法論——“存于覺自己之苦痛”，經歷希望與失望的反復循環后，“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通過經歷愛情的破碎和身邊生命的隕落，寶玉最終領悟人生的真諦，選擇出家而非自殺。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第四章中論述了寶玉的“出世”對于這部小說的重要性：

　　今使為寶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憤而自殺，或放廢以終其身，則雖謂此書一無價值可也。

　　“茍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王國維認為自殺并非真正的解脫，而是一種無奈之舉，是欲念的勝利而非抗爭。然真正之解脫，當求于精神之高度凈化，當在對欲望之深刻省察中覺醒。也是在此意義上，《紅樓夢》以其獨特之方式，展現出主人公在悲劇中的解脫之路，給予了讀者希望，并引導人們追求精神上的解脫。

　　然而，可嘆的是，王國維一生追求“出世”“解脫”的愿望，最終卻還是接受了叔本華的悲劇理論，走上了自沉昆明湖之途。于欲望橫流、真我異化的世界里，人是否能經受生活的考驗而后涅槃?王國維通過自己一生的演繹，去推求這種結果。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紅學”研究繞不過去的重要著作，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具有開創文學批評新局面的意義，其融會貫通西方哲學與悲劇理論，對《紅樓夢》進行評述，逾越了舊紅學之猜謎式解讀。王國維將《紅樓夢》定位于“悲劇中之悲劇”的論調，也確立了中國乃至世界“紅學”研究之思維脈絡，使得所有后續的評論都將《紅樓夢》歸入悲劇的范疇。在中國文化這座連綿不盡的廣袤山脈上，王國維將永遠擁有自己的一座山峰。

　　然而，盡管如此，《紅樓夢評論》將《紅樓夢》完全引入叔本華的哲學理論，自成一體，卻也有一些牽強之處。錢鐘書在《談藝錄》里有如下論述：

　　然《紅樓夢》現有收場，正亦切事入情，何勞削足適屨。王氏附會叔本華以闡釋《紅樓夢》，不免作法自弊也。蓋自叔本華哲學言之，《紅樓夢》未能窮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紅樓夢》小說言之，叔本華空掃萬象，斂歸一律，不屑觀海之瀾，而只欲�？菀姷�。夫《紅樓夢》，佳著也;叔本華哲學，玄諦也。利導則兩美可以相得，強合則兩賢必至相阨。此非僅《紅樓夢》與叔本華哲學為然也。

　　王國維在邏輯結構中的理論缺陷在于，他過于倚重西方悲劇理論來解讀《紅樓夢》的悲劇性，卻忽視了封建倫理的制度性作用。他自己也承認：

　　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

　　因此，他迫切地想在中文語境下找出一部既符合自身理想又與西方悲劇理論相契合的作品。然而，求之愈深，尋之愈難得;不尋之，則已融入“道”之中。這種意義上的追尋，也不可不謂是一種悲劇。